
中國地方債務危機反噬 官員陷「多做多錯」恐懼爆消極怠工潮
民主的代價是永恆的警惕。
—— 傑斐遜
江敦濤在擔任山東省淄博市委書記期間,舉債投資高階製造與夜生活經濟,其政策成功讓淄博在2023年憑藉「燒烤熱」爆紅全國。(法新社檔案照)
中國官場近年正面臨嚴峻的系統性困境。過去,中國官員習慣依賴大舉借債與大興土木,來衝刺經濟數據,以此作為升官的跳板。然而,隨著中國經濟放緩且地方債務居高不下,中共當局開始嚴懲這類「勞民傷財」的行為。這種政策轉變使得許多中國官員陷入「拚經濟恐因債務面臨調查,不作為又會被懲處」的兩難之中,進而引發基層消極怠工或數據造假的亂象。
《華爾街日報》27日報導,昔日政治新星、前山東省淄博市委書記江敦濤的政治起落,正是這場官場風暴的最具代表性案例。江敦濤於2019年上任後,大舉舉債投資高階製造與夜生活經濟,其政策成功讓淄博在2023年憑藉「燒烤熱」爆紅全國。當時中國官媒曾大肆讚譽其大膽親商,他也因此屢獲升遷至重慶市副市長。
然而,這些政績背後卻是瀕臨崩潰的財政。到了2022年,淄博市的債務暴增至約1080億元人民幣(約新台幣5059億元),足足是2018年的2倍。今年4月,中共當局指控他「急功近利、盲目蠻幹」,在未經適當評估下濫設基金與大搞面子工程,最終將其開除黨籍並移送法辦。他昔日宣稱「不舉債的政府是不作為的政府」的理念,如今成為牴觸北京永續成長政策的鐵證。
江敦濤的落馬加劇了中國官僚體系內部的恐懼。為求自保,中國官員出現兩種極端的應對方式。部分官員抱持「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心態,消極怠工並故意推遲決策,只為等待高層發出更明確的指示。另一方面,為了迎合上意且避免承擔風險,部分官員則大搞虛假的面子工程與數據造假。
例如,中國西南部某副市長為求速效,盲目批准鈦金屬廠,導致大量協議最終無法落實;中部耒陽市官員則浮報嬰兒推車工業園區的產值,對外號稱有60家企業進駐,實則不到5家。官方數據顯示,去年中共當局就懲處近16萬名涉及政策不作為、魯莽或欺瞞的官員,人數較前一年暴增16%。
分析人士指出,基層無所適從的另一個主因,在於北京近年將硬性的經濟成長指標,改為「高品質發展」或「改善企業信心」等軟性目標,這些模糊的政策口號讓基層難以量化與執行。面對基層的混亂與癱瘓,中共當局目前的解決方式,是進一步加強思想教育,派出「中央指導組」四處視察,並發布明列72種正面與74種負面行為的規範指南,試圖強硬逼迫黨員順從執政理念,而非僅專注於保護自身的仕途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