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 波兰球wiki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通稱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也被稱為「十年動亂」或「十年浩劫」，是一場於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間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球內發生的政治運動，由毛澤東發起，自上而下動員成千上萬 紅衛兵在中國大陸進行全方位發動的階級鬥爭。而發起緣由在

中共官方聲稱毛澤東發動這場大革命的出發點是防止 資本主義復辟、維護 黨的純潔性和尋求中國球自己的建設

社會主義的道路；但西方學術界和一些保守立場團體認為是其政治野心、集權主義，認為是劉少奇、鄧小平兩人掌握着一部分黨、政大權，採取較為務實（狗肉湯？）的經濟政策，而毛澤東對這種政策不滿發動的。或者是因為毛澤東在1958年前後的三面紅旗受挫後、以及在反

美帝等口號帶動的情況下，以革命名義打擊溫和（保守）派（當時另有說法為走資派）並重回黨核心思想的嘗試。反文革人士認為文革是官方鼓勵的批鬥、抄家及告密等行為文化，使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淪亡。文革期間整體（市場的）經濟受嚴重影響，受害人數以千萬計，一定數目的文物遭受損毀，使中國的傳統文化傳承也遭受了損失。這場運動當時也影響了

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球、 社會主義埃塞俄比亞臨時軍政府球和 智利球等世界上一系列左翼勢力強大的地區球。

1978年12月 中國共產黨球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文革結束及經過包括粉碎四人幫等一連串政治鬥爭後， 中國共產黨球形成了以鄧小平為首的第二代領導核心人物，並推動了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和改革開放，逐漸消減極左派色彩；也由於推動文革的極左派多被整肅，使

中華人民共和國球社會經濟復甦並順利地由計劃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革平反後中國共產黨球認為改革開放是完成對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並認為改革開放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球直接步入長期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1981年，

中國共產黨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公開全盤否定文革，立場和態度是將其定性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

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造成全面而嚴重的危害」。至今，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問題和對毛澤東的評價在世界各地仍然具有極大的爭議性，自由派人士也認同其是錯誤的，但自由派人士認為毛澤東應該對此負主要責任。

毛主義者支持文化大革命具有一定的正當性，認為鄧小平等「走資派」（保守派）成功奪取 國家權力，導致一定程度的

資本主義復辟，建立了（某種意義的）資產階級專政，亦導致社會貧富差距過大。也有其他人士主張文革的正確性或有其正確性，如一部分的老一輩幹部等。

中國共產黨球並未徹底清算文化大革命、同時限制反思也一直飽受爭議。

• 1 過程 1.1 爆發 1.2 「炮打司令部」 1.3 紅衛兵與大串聯 1.4 奪權與文攻武衛 1.5 上山下鄉運動與清理階級隊伍 1.6 國家主席存廢之爭與九一三事件 1.7 文革末期 1.8 文革後續

1966年5月4日至26日， 中國共產黨球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擴大會議。7日，毛澤東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他在信中描述了一幅理想社會的藍圖，許多地方與大躍進的內容相似，其中所含的「社會大治」的設想，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所要追求的目標之一，16日通過《五一六通知》，標誌「黨內走資派篡權」的陰謀論在黨內最高層已經到達一個頂點，已經達到嚴重妄想的程度。該通知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五一六通知》的發布標誌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會議還決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原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二月提綱》也被廢除。「五一六通知」發布和「二月提綱」被撤銷，往往被視為文革正式開始的標誌。

不過「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在此之前是作為黨球內的二級機密文件，當然也有認為其「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是中共中央1966年5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

5月18日，在會議上林彪發表長篇談話，談到古今中外的政變實例，稱中央內部有人要政變。林彪還開始倡導個人崇拜，稱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他的話都是我們的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誅之。」同日，《人民日報》原總編輯自殺，由康生接管改組這一共產黨球的喉舌。當年開始，教育部球、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球聯合發出通知，要求教育戰線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後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學所用教材，沒有以毛澤東思想掛帥，沒有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違背了毛主席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違背了黨的教育方針。要求中小學停開歷史課，合併政治與語文課，以毛主席著作作為基本教材。由於原來負責北京市、中共文化宣傳、解放軍、中央文書等重要職務的四人被撤職，其下的大批黨員幹部也受到牽連，而林彪、康生等人則開始逐漸獲得實權。

與此同時由於中下層並不了解高層發生劇烈人事變動的原因和內情，康生等決定採取手段「發動群眾」。5月25日，北京大學大飯廳貼第一張大字報，批判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此時一直身在

杭州球的毛澤東大舉讚揚這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親自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球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由於毛澤東的批准，中央人民廣播電桌球立即於當晚八時，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同時還發表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號召要把所有的資產階級權威、學者等打倒。

當時毛澤東已經退居二線，在此之前已經長期不在北京，由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中央一線工作。在這種非常局勢之下，劉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會議，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試圖減緩基層被挑動起來的革命情緒。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八條規定」，包括不應影響工作學習、不得打人等，口頭傳達下去。這時毛澤東在

杭州球，對於劉少奇給他的請示匯報，沒有明確回復。6月6日的《解放軍報》刊登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其中提到「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剝削制度，逐步消滅工農、城鄉、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陶鑄、陳伯達乘專機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有關工作，毛澤東拒絕，委託劉少奇相機處理運動的問題，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組的想法。

派工作組是共產黨球在對「有問題」下屬機構進行接管的傳統辦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運動中，劉鄧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隊下基層大兵團作戰，結果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後來被認為是「形『左』而實右」。現在他們依然按照傳統的黨球的領導的方法理解文革，認為是「四清」運動的繼續，所以想到還是派工作組。劉鄧派到基層的工作組站在黨委一邊，把起來造反的造反派鎮壓下去，結果引起很多激進分子「造反派」的不滿，激起很多矛盾和爭鬥事件。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統計，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

中共球中央、國務院球批轉教育部球，其中指出，不論高小或初中都要學習毛主席的著作。8月8日中共球中央決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 有學者認為，此時中國球可能還沒有人意識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對象是最高層的劉少奇等人，而誤以為只是反右四清等運動的延續，所以他們的目標僅僅是中下層敢於發表不同觀點的知識分子等。日後「四人幫」之一的張春橋在1967年5月承認，自己當時也絕對沒有想到「五一六通知」中「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指的是國家主席劉少奇。而副總理薄一波在當時對工作組講話時，就認為目前已經把牛鬼蛇神引蛇出洞了，現在就可以一網打盡，顯然也完全誤讀了當時的形勢。

「炮打司令部」

7月18日，毛澤東在遊玩長江後，從 武漢球回到 北京球。19日至23日，文革情況匯報會上毛澤東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2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了劉少奇和鄧小平，作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27日，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28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達《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同時這一決定「也適用於中等學校」，並於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當眾宣布這一決定。會上，劉少奇承認，文化大革命到底應該怎麼搞，他也不曉得；鄧小平的發言承認，老革命碰到新問題。當日紅衛兵寫信給毛澤東，聲稱「造反有理」，毛澤東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國共產黨球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會上，毛澤東支持 紅衛兵，再次指責中央派工作組，「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但在當日，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報紙的邊角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令會議日程被延長，內容也很快轉向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澤東在謄清稿上修訂後加標題，由當日會議印發。文中說：「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雖然沒有點名，但是實際矛頭已經直指過去50天內執政的劉少奇。毛澤東同時將之前缺席了一周會議的林彪從

大連球召回北京球，林彪隨即於8月8日發表針對劉少奇發表了言辭激烈批判，並與其在5月18日關於彭陸羅楊等人「錯誤」地言論，一起印發大會。

8月8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後來簡稱《十六條》）。「文化大革命」這一詞首次公開出現在

中國共產黨球中央委員會球決定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始。 10月，中共球中央又召開工作會議，着重指責劉少奇、鄧小平「壓制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錯誤路線」。鄧小平是批判對象，自然出席了會議。他在檢討時直言不諱：「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的司令部。」在這次會上，林彪拖着慣有的長音煞有介事地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

紅衛兵與大串聯

在高層權力大規模調整的同時，5月底出現的 紅衛兵於此同時大規模壯大。6月13日，中共球中央和國務院在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廢除高考制度。從此中國球的大學十多年內無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學生也失去了繼續就學的必要。

由於得到毛澤東對「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級政府黨委試圖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視為鎮壓革命，於是對於紅衛兵的管制全面撤銷。有大量「革命師生」從各地前往

上海球等大城市「革命」。8月12日，文革小組提議勸導學生返回居住地球進行革命，但毛澤東並不同意，反而決定鼓勵紅衛兵運動，並安排親自接見在京紅衛兵。

8月18日，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此後至11月期間，毛澤東又陸陸續續會見了超過1100萬紅衛兵，並且由紅衛兵代表為其佩戴紅色袖章，成為全面支持紅衛兵活動的最有力表示。從此全國便進入混亂狀態，紅衛兵四處串聯並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標語，開會演說辯論，對各地的事物進行改名活動，以「破四舊」的名義衝擊寺院、廟宇、教堂等，大肆砸毀文物，破壞古蹟，焚燒書籍、字畫。同時針對被視為「剝削階級」「反動派」的個人

開始抄家，攻擊學術權威、知識分子，大批學者、知識份子被毆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殺。除了批鬥「反動學術權威」外，全國紅衛兵還進行了大串聯，而

中華人民共和國球官方表示紅衛兵運動對社會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壞，引起各地黨組織和許多幹部群眾的不滿和抵制。9月5日，中共球中央發出通知，凡外地師生來京觀摩文革運動者，交通費與生活費由中央財政補助，這個通知使之前就已經開始的大串聯達到高潮。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

針對出現了許多人被打死的事件，毛澤東寫了一個《關於發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內容是：「黨的政策不主張打人。但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今後再不許打人。要擺事實，講道理。」8月22日，毛澤東厭惡當權派利用國家機器大肆逮捕學生，發布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警察不得干涉、鎮壓「學生革命運動」。在這段後來被稱為「紅色恐怖」的時間內，據官方統計僅在北京球就打死1700多人。

在1966年10月為期近三周的中央黨會上，劉少奇和鄧小平被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並分別作了自我檢討，內容向全國印發，這也成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過劉鄧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職。11月8日，那個張貼「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聶元梓，又與另外10人貼出了《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字報。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帶領5000餘人在北京城區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等巨幅標語，貼上了天安門城牆。

1967年1月1日，北京球20幾所高等院校學生和一些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遊行集會，「聲討」劉少奇、鄧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動下，北京各學校也紛紛打出「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是中國球現代修正主義的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劉、鄧」的大字報。

與此同時，六年前就已經被「打倒」的彭德懷被押送回北京球，與彭真、羅瑞卿等一起接受批鬥。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在劉少奇住處的院牆上張貼「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等大標語。三日晚，在戚本禹等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六日，清華大學的造反派謊稱劉少奇女兒車禍致殘，將王光美騙出中南海扣押並批鬥（後在周恩來干預下釋放）。

奪權與文攻武衛

1966年11月以後，原來以教師和學生為主的紅衛兵運動開始向工廠和農村擴張，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由王洪文領導，很快取代了各種紅衛兵組織。1967年1月3日，張春橋與姚文元從

北京球趕赴 上海球，支持王洪文等工人運動的首腦奪取了 上海球的黨政大權，陳丕顯、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領導被批鬥。這次事件被稱為「一月風暴」，也成為全國「奪權」行動的開始。1月8日，毛澤東對此表示讚譽，《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球中央給上海球的「賀電」。11日，由中央文革小組球起草，以中共球中央、國務院球、中央軍委球、中央文革球的名義給上海市各「造反團體」發出賀電。《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相繼發表社論，肯定和支持上海球的奪權。

1月13日中共球中央、國務院球頒布《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簡稱《公安六條》），規定凡是「攻擊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11月5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小組球成員談九大和整黨問題。他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黨、政、軍、民、學，都整了。」「我們的黨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貧農、紅衛兵中的積極分子要吸收到黨里來。」全國多個省球區球市球的領導機構球被「革命群眾」奪權，奪權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球往往無法履行原有的政府機關職能，導致中央和全國各地的政府機關球陷入癱瘓。

同時由於沒有明確的原則和規則，奪權的形式與內容也是無奇不有，比如北京球就在同一天內被三股不同革命群眾先後奪權，黑龍江奪權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球的主任最後就是奪權前的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而中央某部委球居然還向康生寫信申請批准被奪權。月中，原本負責

港澳事務的廖承志被紅衛兵奪權。 與此同時，在中央，陳伯達、江青等開始將鬥爭對象轉移到當時中央第四號人物、主要協助周恩來維持社會和生產秩序的陶鑄。此後雖然毛澤東對於陳伯達、江青隨意針對文革小組球同僚的行為提出指責，並且要求他們在小組內自我批評，但是並未插手陶鑄被「打倒」。

不過毛澤東對於陳伯達、江青的批評是這些在文革開始後權力日大的活躍人物第一次重大受挫，也促使一些不滿其做法的中共元老做出了聯手抗爭。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來主持的兩次中央碰頭會議上，陳毅、葉劍英、譚震林等七位國家和軍隊的最高層領導對當時混亂的局勢感到不滿，發表反對造反運動的強硬談話，與張春橋等人當場發生激烈爭論。此後張春橋召集姚文元、王力，先與請病假的江青會面，隨後於當晚即會面毛澤東，匯報了這些元帥副總理的發言。最終毛澤東認為這是從根本上反對文化大革命，而這次事件則被張春橋等稱為「二月逆流」。此後雖然這些領導人並未立即被正式停職，但實際上國務院球、政治局球在少了他們以後已經無法繼續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組實際已經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該年5月，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批判已經完全公開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風潮已經蔓延至南面受

英屬香港球，即「六七暴動」，這種風潮直至同年12月才告結束。 與此同時，各個紅衛兵組織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嚴重。3月份，中共球中央就不得不發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聯活動。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開批鬥劉少奇。7月20日，武漢發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運動」，乘機指責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搞兵變」。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支持左派，有些

紅衛兵開始搶軍隊的權。此後，全國衝擊軍隊、搶掠武器、槍支的事件不斷發生，武鬥由群體互毆升級為槍炮對打，全國進入內戰狀態。重慶大武鬥中甚至使用了自行反坦克炮、火箭炮、坦克、軍艦、重型登陸艇等重裝武器。9月，中共球中央、國務院球、中央軍委球、中央文革小組球發表《九五命令》，規定不准搶奪

解放軍球武器裝備，解放軍球對搶奪行為有權自衛反擊。大規模武鬥一直持續到1968年8月份才漸漸平息下來。

上山下鄉運動 與清理階級隊伍

1967年中共球中央發出《關於小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其中規定：春節後各地小學一律開學。在外地串連的小學教師和學生應當返回本校。五、六年級和1966年畢業的學生，結合文化大革命，學習毛主席語錄、「老三篇」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十六條」，學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級學生學習毛主席語錄，兼學識字，學唱革命歌曲，學習一些算術和科學常識。

1967年7月13日，中共球中央印發《關於建造毛主席塑像問題的指示》。 這個指示除了要求各地由中央統一規劃建造毛澤東塑像外，還提到：「各地編印了一些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材料，甚至將別人的講話、詩詞也編進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文章、文件、詩詞，未經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編印，不得出版發行。

1967年4月7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戳穿〈修養〉再版的惡毒用心》 3月16日中共球中央印發所謂《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自首叛變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經組織決定先後出獄錯定為「自首叛變」。從此掀起「抓叛徒」的惡風（這件錯案已於1978年12月16日宣布徹底平反）。林彪、江青等還誣稱有一條所謂「劉少奇叛徒集團組織路線」，由此製造了「新疆叛徒集團」、「東北叛徒集團」、「南方叛徒集團」等重大冤案。在「抓叛徒」活動最猖獗的時候，5月17日，江青還利用三十年代由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的抄件，妄圖誣陷、攻擊周恩來。

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說《〈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一文是經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重要文章，要求各單位「認真地組織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十八日，《人民日報》、 《紅旗》雜誌發表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以「中國赫魯曉夫」為代名詞，對劉少奇進行上綱上線的批判。

1968年春天，在全國興起了一股對毛澤東的盲目崇拜浪潮，當時的口號就是「三忠於四無限」，毛澤東已被神化。《參考消息》轉載的蘇聯「史太林小組」《文化革命真相》的長篇文章指出：「文化革命是以毛澤東和林彪為首的中國布爾什維克，反對黨內的機會主義派（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的原則性鬥爭。這場鬥爭是中共球同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分子（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高崗、饒漱石集團；一九五八年彭德懷集團）長期鬥爭的合乎邏輯的繼續和結果。這場鬥爭之所以困難和艱巨，是因為中國球的機會主義分子在

黨和國家里奪取了發號施令的崗位。 不過此時的毛澤東也已經發現局勢有些失控。全國武鬥日益嚴重，打死、打傷的人不計其數，接近於開始一場內戰。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隊」進駐各高校，試圖停止武鬥，實際採取的正是兩年前劉少奇、鄧小平等因之獲罪的措施。但在清華大學，造反派頭子蒯大富無視工宣隊，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況已經非常嚴重。8月26日，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下達全國：「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武鬥才逐漸平息。10月，毛澤東提出幹部下放，於是全國各地大批被打擊的幹部下放五七幹校。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中央委員會球提出了新黨章，提請接下來的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將林彪正式作為毛澤東的繼承人，而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10月17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央決定，攻擊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隨後人民日報揭露劉少奇攻擊毛澤東的親自樹立起來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肆販賣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黑貨，瘋狂地進行反

社會主義反 毛澤東思想的罪惡活動。劉少奇這個黨內頭號走資派是 美帝國主義、 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走狗，反動派的幫凶。

毛澤東在大會上的發言從一定程度上維護了鄧小平，使其得以去 江西球的一家拖拉機場工作、反省，而沒有得到毛澤東維護的另外兩名元老劉少奇、賀龍則不得不面對更加嚴酷的待遇。劉少奇被匿名關押，缺醫少藥，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開封的一座封閉的舊銀行中因肺炎去世，1967年後就未能與其見面的妻子王光美被繼續關押至文革結束後的1979年。而元帥賀龍則連基本的飲食飲水都得不到供應，「賀龍專案組」還刻意造成錯誤用藥，促使其於1969年6月9日在北京解放軍三〇一醫院去世。

12月，毛澤東又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指示，這是鑑於青年情緒激動難以穩定控制的考慮，於是將這些人清除出城市，人選以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畢業生（後來稱為「老三屆」）為主，中國球上山下鄉運動開始。

5月起，按毛澤東的要求，全國陸續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各地採用軍管會和進駐工宣隊的方式，對在文化大革命進程中，以各種名義，各種方式揪出來的所謂「地、富、反、壞、右、特務、叛徒、走資派、漏網右派、

國民黨球殘渣餘孽」，進行了一次大清查。非官方的數據認為，此間全國有3000萬人被斗，50萬人死亡。 1970年1月31日，中共球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發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為一，成了「一打三反」運動。由中共球各級組織正式領導，以政治運動的方式，對相當多的人進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剝奪政治權利的懲罰。27歲的遇羅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運動高潮中，在北京球被公審宣判死刑，並立即執行。

國家主席存廢之爭與 九一三事件

1969年4月1日， 中國共產黨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共九大正式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球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球中央作了政治報告。報告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是對

馬列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偉大的新貢獻。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所謂「斗、批、改」的新任務，宣告「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

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粉碎了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在大會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過程中，林彪、江青集團的主要成員幾乎全部進入了中央委員會球。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作為黨的接班人列入《中國共產黨球章程》。國家主席劉少奇已經被打倒，國家主席無人擔任空缺，周恩來繼續保持黨內第三的位置且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擔當處理國家日常事務大權。會議還選舉了中共的新領導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江青、林彪集團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來維持了自己的地位，至於陳雲等一些中共元勛則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而有資料稱，周恩來在九大期間地位上升，並幾乎成為黨的第二副主席。

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因劉少奇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並開除出黨，國家主席職務空缺。到了1970年因面臨召開第四屆全國人大，憲法需要修改以容納文革綱領。

1970年3月，毛澤東在收到周恩來送來的憲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之後明確與汪東興說，「憲法中不要寫國家主席這一章，我也不當國家主席。」。3月8日晚，汪東興在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這一指示。中央政治局一致擁護毛澤東的建議。整個過程中，林彪僅有一次單獨表態，即在1970年4月11日，林彪寫信給毛澤東「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周恩來向政治局轉達了林彪的建議，「多數政治局成員同意仍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周恩來對此也沒有提出異議」。

由於按照黨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在除毛澤東外多數政治局委員要求設立國家主席的情況下，毛澤東再度以個人權威壓倒集體決議，聲稱「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當孫權。」九屆二中全會上，事情再度出現轉折，康生、周恩來、陳伯達等人再度要求設立國家主席。周恩來建議設立國家主席是為了外事活動，如毛澤東不願意參加外事活動，可以授權他人進行。憲法修改小組的康生對撤銷國家主席反應激烈，他認為撤銷國家主席違背民眾願望，但又不能違反主席的指示，導致他們修憲小組壓力很大。陳伯達表示毛澤東任國家主席是對人民的鼓舞。林彪僅表示附和。

有學者認為，國家主席問題涉及國家體制，多數政治局委員對於涉及國家大事的重大問題有激烈反應完全可以理解。而撤銷國家主席職務這樣的更改國家體制的提議，毛澤東應光明正大地說明原因和理由，但他一直未能做出解釋，反而指責反對者有陰謀。中共球的史料對此也指責反對者，即林彪覬覦國家主席職務而引起毛澤東懷疑，「林彪陰謀設立國家主席以篡黨奪權」。

有學者認為，據中共球承認，毛澤東最早公開指出林彪有篡奪國家主席野心是在1971年8月南巡期間，而中共球迄今認定林彪有篡奪國家主席野心的唯一證據是吳法憲在1971年10月21日對中央專案組揭發葉群對他的談話。該學者認為，根據這兩個時間可以得出毛澤東是在得到證據兩個月之前就開始懷疑林彪陰謀奪取國家主席職務的結論。

關於毛澤東與林彪關係惡化的原因，目前有兩種對立的說法。 中國共產黨球官方說法是林彪覬覦國家主席，篡黨奪權的野心引起毛澤東懷疑，後林彪襲擊毛澤東專列未果，倉皇出逃。而有學者則提出相反的觀點，認為是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與張春橋的文人相鬥，引起了大會成員對張春橋的怒討。而偏袒張春橋的毛澤東則懷疑這種大規模聲討（毛澤東語「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運轉之勢」）是林彪背後指使，故引起毛澤東批判陳伯達，矛頭對準林彪，毛林關係由此惡化。這個觀點認為國家主席問題僅僅是為遮掩批鬥張春橋事件引發毛林關係惡化的一個藉口。 高文謙等學者則明確指出，毛澤東在1971年8月繞過黨中央直接向南方的地方幹部揭發林彪問題，並採取「摻沙子」「拋石子」等辦法鬥爭林彪，均成為後來林彪出走事件的直接原因。

受到挫敗的林彪，雖然並沒有被直接點名批評，但毫無疑問他也已經意識到，其在黨內的地位已經搖搖欲墜。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及其兒子林立果與其親信組成了代號為「聯合艦隊」的秘密組織，並在林彪等人的根據地上海制訂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五七一」取自「武裝起義」的諧音）。紀要內明確提出「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林彪的計劃是要利用空軍球為主導武力奪權，如果成功的話就可以一舉逮捕所有要員，獲得全國的政權。另一種可能性則是形成割據局面。

有學者對此說法提出質疑，認為迄今尚無任何證據證明林彪參與《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制訂，甚至連林彪親信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等人均不知道該紀要的存在。該學者提出一個論點，即「似乎死了的（指飛機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紀要』的目擊者，而活着的，卻沒有一人見過這個『綱領』。」。

不過林彪的計劃並沒有實現，政變失敗了。根據 香港球《明報》幾星期後的報導，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間，毛澤東曾在

上海球險些遭到一系列襲擊。在此之前公安部球就已經接到情報，稱林彪正在預謀一起重大政治陰謀，一批軍中林彪的親信正在接受特殊軍事訓練。而上海球的襲擊陰謀則完全證實了該情報。此外還有其他各種傳聞，稱毛澤東在往

北京球的火車上險些遭襲，甚至有人到毛澤東寓所行刺。這些傳聞真實性無從而知。 中國共產黨球官方表述，9月13日晚，林彪等人倉促從隸屬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球的山海關機場乘256號三叉戟飛機準備逃往

蘇聯球的伊爾庫茨克球，飛機在沒有副機長和領航員且跑道燈未開的情況下強行起飛，在進入 蒙古人民共和國球領空幾百公里後在溫都爾汗球墜落，林彪及其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駕駛員潘景寅在事故中喪生。而在同一天，北京球的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林彪事件。直到9月14日林彪墜機的消息才傳到北京。當年10月1日的天安門國慶慶祝活動也被取消。

近年來，有學者發現林彪飛機的飛行軌跡是從山海關至蘇蒙邊境後折返蒙古球，在蒙古球墜毀。林彪出走事件因整個事情撲朔迷離，其出走原因，出走過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質仍然爭議極大。

文革末期

林彪的死，一方面使毛澤東精神上受到極大打擊，身體狀況急劇變差；另一方面國家也失去了原定的接班人。 1972年9月，毛澤東將王洪文從

上海球調到 北京球，次年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就成為名列周恩來之後的黨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養為接班人。十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從此，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即江青反革命集團）。

1973年，十大黨章刪去了九大黨章中有關林彪為接班人的內容。十大黨章繼續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並且強調「這樣的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

蘇聯球以「人性論」來反對「階級論」，以「人道主義」來代替 共產主義，以和平主義來反對革命戰爭。蘇聯球出版了一系列專門著作和論文，宣傳尊儒反法。吹捧孔子孟子的「人道主義」，大罵法家「反人道主義」，被中國球說成是要用孔孟之道給林彪撐腰打氣，從內部顛覆中國球的

無產階級專政。蘇聯學者說孔子提出了"世間和平和安寧"的思想，孔子學說中包含着「民主思想」。 1973年7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林彪和

國民黨球都是尊孔的。1974年1月18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球中央轉發由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語說：這個材料，對於繼續深入批判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對於繼續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對於加強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會有很大幫助。江青等人便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

蘇聯球攻擊批林批孔運動是「反對國內的國際主義力量」，在國際上宣傳孔子是「最理想社會和國家制度的政治理論創始者」。《人民日報》隨後發表社論《把批林批孔的鬥爭進行到底》，指責「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對

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哲學，攻擊反修鬥爭『做絕了』，妄圖投降蘇修，把我國變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文史哲》雜誌指出：「文化大革命是生產力發展的強大動力，把批林批孔這個頭等大事抓好，就一定能夠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的更加蓬勃發展。」

這場運動的主要目標就是批判宣揚「上智下愚」維護等級制度的孔孟之道，毛澤東曾經在一次接見外賓時讚揚秦始皇，並且針對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寫了一首詩表示異議，而四人幫把此事提升為「儒法鬥爭」。批林批孔運動很快被篡改為所謂研究儒法鬥爭史的運動。林彪死後，周恩來已經成為四人幫在毛澤東死後獲取政權的最主要障礙。「批林批孔運動」雖然是對着死去的孔丘和林彪，周恩來卻強調林彪「左」的錯誤，而此時中國普通老百姓經過長時間的政治運動，對各種新的批判運動也失去了興趣。因此四人幫的「批林批孔」並不是很成功。

1974年10月，周恩來入院後，中央委員會球委員鄧小平獲任排名第一的國務院副總理，其後被增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實際負責政府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續周恩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

1975年2月，毛澤東不顧「四人幫」的反對，堅持把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重新推上黨和國家重要領導崗位來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並支持鄧小平領導開展全面整頓，用意在於儘可能挽回「文革」造成的損失，恢復經濟和國家政權正常運轉。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到後來發展成為一場有組織有領導的聲勢浩大的全面糾正「文革」錯誤的大動作。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指示《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毛主席指出：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到了9月，毛澤東也病重，毛澤東把他的侄兒毛遠新從

瀋陽球調回北京球陪在身邊當上傳話人。 1976年，是文革關鍵的一年，也是中國歷史極不平凡的一年。1月8日，

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總理周恩來去世，但悼念周恩來的活動卻受到政府壓制。從第二天開始，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就已經出現了紀念周恩來的花圈，向紀念碑前送花圈，這在過去是從未出現過的，全國都有自發的紀念活動。1月15日，是周恩來的追悼會，鄧小平致悼詞。

2月，情況再度改變。自認已經沒有了障礙的四人幫開始打擊鄧小平，經毛澤東批准，搞出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針對的正是鄧小平。經毛澤東提議，中央政治局委員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

南京球爆發了悼念周恩來、支持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南京三·二九事件」，並迅速擴展到全國。4月4日清明節，從3月底開始北京球群眾自發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紀念周恩來的逝世，同時也有人是對四人幫的抗議。人們還自行在紀念碑上張貼悼詞，並送來花圈。廣場上還逐漸出現了一些直接針對四人幫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經有大約200萬人來過廣場。由於擔心有人放火焚燒堆積在紀念碑四周的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球派出警察在夜間把花圈收走。對立情緒演變成燒毀汽車和房屋，於是要求各單位禁止本單位人員去廣場，並下令廣場上的人群離開，當夜，廣場上剩下的200餘人不肯離開，被北京市委組織球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別後遣散。這一事件後來被稱為「四五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球定性為反革命活動，撤消鄧小平的一切職務，同時決定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天安門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1976年7月6日， 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及 中國人民解放軍球創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7月28日， 唐山球一帶發生強烈地震，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巨大損失。

1976年9月9日， 中國共產黨球的創建人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球的主要締造者、 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逝世，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毛澤東逝世前的五個月給華國鋒寫了三句話：「慢慢來，不着急」、「照過去方針辦」（後經華國鋒查原件修正「按既定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四人幫在

上海球組織民兵，有奪取政權之意。

1976年10月6日，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在中央軍委球副主席葉劍英、中央辦公廳球主任汪東興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幫成員開會為名，由汪東興負責的警衛部隊8341部隊就地逮捕四人幫所有成員，對其進行「隔離審查」，即懷仁堂事變。立即派以劉西堯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光明日報》，接管了報紙的宣傳大權；繼而宣布對《光明日報》社臨時領導小組負責人（即總編輯）莫艾隔離審查，責成莫艾交代《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發表經過和他同姚文元的關係。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球決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球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這次事件被稱之為「粉碎四人幫」，文化大革命也由此落幕，被中國球稱之「從危難中挽救了

中國球的 社會主義事業，為 黨和國家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創造了前提。」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決定永遠開除中央政治局常委球王洪文、張春橋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姚文元的黨籍，撤銷他們的黨內外一切職務。全會一致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

中國人民解放軍球總參謀長的職務。 文革的正式結束則是在197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華國鋒宣布文革結束。會議通過《關於追認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球主席的決議》決定華國鋒為中共球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球主席。全會一致認為，華國鋒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接班人。華國鋒在周恩來和毛澤東離世後，先後接替兩人職務，成了

中國共產黨球歷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球主席，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領導人。

文革後續

1976年10月10日，鄧小平親自寫信給華國鋒，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復工作。1977年7月，鄧小平恢復中共球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球副主席等職務。

8月，召開了 中國共產黨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此會議上除華國鋒宣布文革結束，仍以肯定的態度對待文革，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而結束。繼續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認為「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決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結束」。因此，今後依然要以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為綱。另會議通過《關於追認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球主席的決議》決定華國鋒為中共球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全會一致認為，華國鋒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接班人。華國鋒先後接替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的職務，成了

中國共產黨球歷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球主席，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領導人。

華國鋒雖然成功擊潰了四人幫，但是由於他的權力來源只是毛澤東的遺言「你辦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東興等支持，面對着鄧小平這一批元老，華國鋒的經驗、政策、革命歷史也比不上鄧小平，外界稱故華國鋒憂心會被這些元老奪去大權，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澤東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

文革結束後不久，中共球中央開展了對文革的清理運動，對文革中積極參與的人進行了抓捕，審判。但是期間亦有打擊面過大、冤假錯案及選擇性辦案的情況。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至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球在北京召開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在務虛會期間，會上會外出現了兩種情況：一種是有人批評十一屆三中全會背離了

馬列主義、 毛澤東思想；另一種是黨內和社會上又產生了擺脫黨的領導、懷疑 馬列主義、 毛澤東思想和 社會主義制度的傾向。以魏京生為代表的異議人士在北京球西單地區球張貼標語、大字報攻擊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共產黨球。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市革委會球發布通告：「凡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共產黨球的領導、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泄露機密，違反憲法和法律的標語、海報、大字報、小字報及書刊、畫冊、唱片、圖片等，一律禁止。」四月八日，中共球中央轉發公安部球《關於處理北京、上海等地七個由壞人控制、把持的組織問題的請示報告》，中共中央指出，自一九七八年十月以來在

上海球及其他大中城市陸續出現了一些自發性組織，極少數組織為反革命分子和壞人控制。 1983年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整黨的決定。鄧小平講話要清理「三種人」，即在文革中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五月十日新華社報道，中共天津市委會同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黨組等有關部門作出決定，解散由「文革」中犯有嚴重錯誤的幹部和造反起家的人為核心的707所黨委。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辦公室為這篇報道加的按語說，原中共707所黨委，組織上嚴重不純，政治上思想上頑固對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已經變質，完全喪失了一個黨組織應有的作用。

1984年3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徹底否定「文革」就要堅決清理「三種人」》。4月23日，《人民日報》又發表評論員文章《就是要徹底否定「文革」》。

1984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發出第9號通知，明確強調要進行徹底否定文革的教育。《紅旗》發表評論員文章《深入進行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八月六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球向全軍各單位發出《關於在部隊中深入進行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的意見》。強調：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從思想、政治和組織上撥亂反正的一個根本問題。

1985年5月，鄧小平說，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

社會主義。自由化的思想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球內也有。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

資本主義道路。 1978年5月，鄧小平把握機會，由胡耀邦負責，在《光明日報》發表由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初創的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該文在全國引起廣泛討論。他們巧妙地利用毛澤東的語錄，來為自己造勢，當時凡是支持該文實用主義論點的，都是鄧小平的支持者，而黨內大部分人確實接受了該觀點（唯一沒有表態的是華國鋒和毛澤東的親信汪東興）。7月1日，建黨節時，鄧小平成功地公開了毛澤東1962年為「大躍進」在黨內作自我批評的談話，表明即使是毛澤東也會犯錯誤，間接批評「兩個凡是」。到了9月，鄧小平已經開始公開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了。

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鄧小平在會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華國鋒在會上作自我批評，承認「兩個凡是」的錯誤，而汪東興也受到了批評。會上還重新評估了1976年的四五事件，為其平反，確認了鄧小平的領導地位。1979年1月胡喬木在中央宣傳部會議上指出康生對毛澤東的四個存在理論進行了篡改，強調黨的歷史不等於就是路線鬥爭的歷史。

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原國家主席劉少奇、原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領導人被平反，胡耀邦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中央書記處負責人），趙紫陽也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球。9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華國鋒「順與迫於形式」，辭去國務院總理一職，由趙紫陽接任，至此鄧小平已經成為中國球實際的最高領導人。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公開審判林彪、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1981年1月，最後判決江青和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並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戚本禹18年（1967年就入獄），遲群18年，劉慶棠17年。對五年以前就入獄的林彪集團成員的判決結果是：黃永勝、陳伯達、江騰蛟18年；吳法憲、李作鵬17年；邱會作16年。江青後來在保外就醫期間在寓所內自殺。

1981年6月 中國共產黨球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

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

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鄧小平在支持者下恢復一切權利。華國鋒與鄧小平在政治路線上相左，提出「兩個凡是」被鄧小平公開批評等，後權利削弱退出中共核心領導集團，權利逐漸被鄧小平獲得。中國球隨後進入由鄧小平執政的改革開放時期。

文化大革命影響了當時的中國球。文革頻繁的政治運動令經濟活動近乎停頓，同時也消耗了不少的資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大串聯，全國鐵路系統就承受了極大壓力，總共運載了1100萬人次。也有觀點認為大串聯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澤東不願意屢番接見紅衛兵而決定打發紅衛兵「上山下鄉」接受改造。武鬥時期被破壞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蹟則更是難以統計。

「紅衛兵」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下，給當時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破壞，紅衛兵所帶來的破壞不僅是對於中國球歷史文物及倫理道德的摧殘，他們也影響了人民生活及社會秩序，交通、生產為之大亂。他們在各地互相串連，彼此交換經驗，並免費供應食宿，分別建立了所謂的「革命造反派的核心組織」。為了「破四舊」，他們闖入了知識分子、富人及官員們的家中，焚書、羞辱甚至毒打殺死屋主；學校也為他們所佔據，教師成為他們批鬥的對象，甚至被打成「牛鬼蛇神」；寺院、宮觀、佛像和名勝古蹟、字畫、古玩等也成為紅衛兵的破壞對象。紅衛兵在文革期間所造成的破壞，帶來了難以挽回的恐怖災難。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包括武鬥、批鬥、法外監禁和大規模屠殺造成的死亡，根據目前的資料，死亡人數至少200萬。

文革對全國行政區劃的變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行政區劃變動最小的時期。文革初期由於當時的 河北球省會球保定球政局動盪，1968年1月28日，鄭維山、李雪峰署名向中央呈報《北京軍區關於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員會的情示報告》中提出把省會遷到石家莊球，次日，中共球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球、中央文革小組球即批准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員會球」。並同意

河北球省會球由 保定球遷至 石家莊球。1968年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員會球在石家莊球成立，石家莊從這一天起遂成為河北省會。省革委球的成立和省會球的確定，自申請到批准，再到完成，前後僅用七天時間，速度之快相當驚人。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事件以後，中共中央從備戰的角度考慮內蒙古的轄區過於狹長，就像南美的

智利球一樣。北京軍區球防禦不便，就決定把內蒙古球的東三盟分別劃給東三省歸瀋陽軍區球管轄、西三旗分別劃給甘肅球、寧夏球歸蘭州軍區球管轄，以上行政區劃於1979年7月1日起劃回內蒙古球。

十年文革令全國所有的學校進入停課狀態，大學入學考試取消。文革開始後的數年內，中國球各級、各大教育機構基本都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圖書館藏書被焚燒，在校園內發動武鬥，教師被當眾羞辱、打罵，一切教學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識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數被下放進行體力勞動，有些則遭到殘酷對待，財產被沒收。知名學者往往不堪羞辱，選擇自殺。

1968年，毛澤東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一段話被稱為「七二一指示」。

1970年開始，許多大學按照這個指示招收「工農兵學員」。 工農兵學員由各地各界單位推選，選擇對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貧窮、政治思想激進的二、三十歲的青年，與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質基本無關，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學以下文化水平。工農兵大學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機構的主要目的是以

毛澤東思想改變教育系統。 文革期間，中國球雖然取得了一些科學，技術和基礎建設的成就，但是絕大部分開始於文化大革命之前且官方宣傳型態隆重。真正意義上的成功為：導彈核武器試驗，人工合成結晶胰島素，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第一條地鐵（北京地鐵一期工程）與成昆鐵路建成通車，第一台電晶體大型數字計算機，第一台自動化立體攝影機，第一台離子注入機，第一艘核潛艇，第一台集成電路數控機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第一顆科學實驗人造地球衛星，第一台百萬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第一台天文測時、測緯光電等高儀，華北油田，大港油田，勝利油田，大慶油田的擴建，劉家峽水電站投入使用，葛洲壩的開工，雜交水稻，大型通用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