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机构：无人机监控，遍及西藏牧区、寺院与边境

中国各级安全机构近年来在西藏自治区及四川、云南藏区采购警用无人机、自动化无人机机巢和反无人机设备。 总部位于英国的非营利人权机构“西藏观察”（Tibet Watch）运用中国政府公开文件调查后发现，这些无人机设备被部署在曾发生抗议、水坝争议、宗教集会及藏人跨境流亡的要道，使警方能够监控固定摄像头难以覆盖的牧场、高山隘口和边境路线。

报告指出，尽管现有文件无法显示中国当局曾用无人机针对某个具名人士或特定抗议活动。但这些公开文件足以呈现设备部署的地理模式，以及中国如何把无人机纳入反恐、边境安全和“维稳”体系。

西藏观察检视了2017年6月至2026年7月间公布的招标文件、决标公告、警方通报、禁飞令及训练报告。文件显示，采购单位从自治区反恐侦察部门延伸至县级公安局，并涵盖公安、人民武装警察和边境管理系统。

“从空中俯瞰的视角”由国家专属“

西藏观察”负责研究、传播与倡议的Kate Saunders对本台表示，警用无人机带来的第一个改变，是把监控范围从街道和检查站延伸至高原腹地。

她指出，在海拔4500米高原上往返牧场的牧民、绕冈仁波齐峰转山的朝圣者，以及行走在通往尼泊尔高山隘口的人，原本都不在街头摄像头的监控范围内，“但无人机可以移动到人所在的任何地方”。

警方记录显示，日喀则市中心设有自动化无人机机巢，飞行器配备热成像仪、变焦镜头和扩音器。截至2025年12月，这些无人机沿预设路线累计飞行超过2.27万公里，一座机巢可以覆盖半径10至15公里的范围。

Saunders说，无人机带来的第二个变化，是中国政府不仅可以从空中观察地面，也能限制其他人取得相同视角。一般民众可以用手机记录抗议，但水坝蓄水区、被淹村庄或宗教场所拆除的规模，往往需要空中影像才能完整呈现。

“中国的党国体制正在把‘从空中俯瞰的视角’留给自己。”Saunders说。

绑定身份的登记制度

中国政府对“空中俯瞰视角”的控制，也反映在北京近期收紧无人机管理的政策上。 北京市9月13日宣布修改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新规将于11月15日起实施。届时，除获得特别批准外，个人和单位不仅不得随意操控无人机，也不得在北京市内持有、存放无人机，或携带无人机进入北京。

相关报道：北京严控无人机：大疆在中美面临不同限制 不过，中国早已开始实施民用无人机的实名登记和飞行限制。“西藏观察”的报告指出，自2017年6月起，中国便要求重量达到或超过250克的民用无人机所有者进行实名登记。

报告收集的资料还显示，西藏加查县2025年7月进一步实施地方规定，要求无人机飞行必须事先向当地警方登记和报备。

中国随后把实名登记要求进一步嵌入无人机的技术系统。2025年10月31日发布、2026年5月1日起实施的新规规定，符合该标准的新民用无人机在完成实名登记前无法起飞；如果登记被注销，无人机也将停止飞行。

另一项国家标准则要求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对外发送识别信号，意味着对于符合相关标准的新生产无人机而言，未登记飞行不仅违反规定，也会受到设备本身的技术限制。

不同层级的安全机构同步采购无人系统

报告指出，2020年12月至2026年1月间，西藏自治区及四川、云南藏区至少有12笔政府和安全机构采购案，公开金额合计约2479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包括大疆产品及一并采购的相关设备，其中约四成来自一笔拉萨警方采购案。

美国华府智库“高级国防研究中心”（C4ADS）资深分析师Mishel Kondi对本台表示，单一采购未必足以证明其用途，但相关采购涉及了各个行政层级，涵盖自治区、市、地级行政区、县及开发区，并横跨公安、武警和边境管理系统，“整个安全体系正在同时进行相关设备的采购”。

除了设备采购，公开文件还显示，位于西藏的无人机飞手曾接受执行“维稳”任务的训练。西藏警察学院成立警用无人机培训学校，一些地区也设立常设的“低空警务单位”。Kondi认为，这些配套建设有助于判断无人机基础设施可能承担的任务。

无人机部署在抗议现场、宗教活动和出走路线上尽管Kondi强调，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任何一笔特定采购，是因某一场具体抗议或事件而进行。但考察时间先后，仍然有值得留意之处。

例如比如县公安拥有报告资料中规模最大的县级警用无人机机队，共有5种型号、18架飞行器执行每日巡逻任务。当地藏人2013年曾因当局要求居民悬挂中国国旗，以及在神山采矿等问题举行抗议，其后面对大规模逮捕和长期管控。

在四川德格，僧侣和村民2024年曾抗议兴建岗托水坝。报告显示，在此事件后15个月，当地县的公安局开始采购空中监控设备：德格为四川到西藏自治区公路上的检查站购入4套大疆自动化机巢；河流另一岸的江达县公安，则招标采购兼具无人机侦察和反制能力的设备，达到既能监视，又能阻止他人监视的能力。

相关报道：西藏纵览：藏人抗议建坝修水电站遭当局打压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拉萨。报告说，2021年3月10日西藏抗暴纪念日前，藏人在大昭寺和八廓街一带行动受到限制；同年，拉萨警方取得一套反无人机系统及一支由15架飞行器组成的机队。

边境地区的部署则包括珠穆朗玛峰地区的警用无人机站、定结县的低空警务单位，以及日喀则边境支队采用大疆设备的平台。Saunders说，这些通往尼泊尔的山口，过去不仅是藏人流亡的路线，也是当地情况传到外界的重要通道。

宗教活动同样被列入无人机的日常任务。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举行大型节庆时，会吸引大量人群，当地公安管理的无人机机巢把“大型活动人流监测”列为常态用途之一。

Saunders说，中国选择将这些飞行器部署在“藏人曾经抵抗的地方、他们进行宗教活动的地方，以及他们曾试图离开的地方”。

救援与“维稳”使用同一套系统

中国官方文件也将无人机用于救援、草原监测和寻找失踪人员或牲畜。报告没有否定这些公共服务用途。例如，阿里地区一名牧民曾走失67头犁牛，在徒步搜索无果后，由警方使用无人机找回。

Saunders说，问题在于官方文件没有区分救援和监控的制度边界：“那名能够透过空中搜索找回犁牛的牧民，也正是那个如今可以从空中被追踪行踪的牧民。”

2023年，西藏自治区在山南举办为期25天的警用无人机培训，共有52名学员。课程列出的任务包括巡逻、紧急救援、公共宣传及“维稳”。Saunders说：“救援与镇压，被放在同一套课程中，教给操作同一批无人机的人。”

无人机也被用于救灾和边境安全。2025年定日发生地震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的无人机在地面部队抵达前先行勘察灾区；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西藏大学2026年成立高原无人机研究中心时，也把边境巡逻列为用途之一。

与此同时，当局也购买限制其他飞行器进入空域的设备。2021年7月，拉萨警方以863万余元人民币采购无人机侦测及反制系统。此后，从阿里特警到江达县公安，部分采购案开始同时配置无人机与反无人机能力。

Kondi表示，监控技术具有军民两用性质，采购记录无法完全说明每一次飞行的实际目的。不过，官方文件已明确把反恐、边境安全、“维稳”及寺院大型活动人流监测列为用途。

她说：“这并不是外界对中国政府行动的推测，而是国家自己对其自身行动与用途所作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