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專論》台灣番薯的抵抗之根：粉碎中國入侵後的佔領藍圖

台灣嚇阻中共入侵的關鍵，在於台灣人民堅定拒絕接受中共統治的不屈心理基礎。（歐新社檔案照）

◎吉耐獅（Guermantes Lailari）

一旦台灣淪陷，真正的戰鬥將從海灘轉移至城鎮街頭。 西方分析家往往過度聚焦於入侵階段。他們在飛彈停止飛行後便結束兵棋推演，並在灘頭堡勝負已定後提交政策報告。這種狹隘的視角，忽略了「戰後第一天」（the day after）所面臨的殘酷現實。

為了補足這項分析上的盲點，美國「非正規作戰中心」（IWC）在二〇二六年三月五日發表一份具有指標性意義的研究報告，題為《中國的佔領方式：對台灣的啟示》（China’s Way of Occupation: Implications for Taiwan）。 這份報告由格萊曼（Jan K. Gleiman）等人撰寫，分析北京政權在西藏、新疆（東突厥斯坦）與香港的行動，揭露一套令人不寒而慄的佔領劇本，將透過七大行動路線加以執行：

●平時布局：北京在入侵前，透過測繪沿海進路、改裝商用渡輪以運載裝甲部隊，並將「亡國論」武器化，鼓吹抵抗將徒勞無功，藉此營造逼降所需要的心理條件。

●操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地方法律武器化，利用安全法令將公民反抗改列為刑事顛覆行為。 ●抹除認同：中國強制推行國家論述，有系統地抹除並改寫在地文化傳承，與其在西藏與新疆（東突厥斯坦）推動的文化抹除運動如出一轍。

●結構化監控：中國透過多重追蹤系統、人臉辨識與生物特徵資料庫，建立無所不在的監控體系。 ●操縱自由：中國操縱經濟自由，使民眾的生活持續處於不安定狀態。

●體制收編：中國挾持地方行政機關，脅迫當地公務員執行佔領指令。 ●世代耐心：中國共產黨將時間視為戰略資產，願意承受長達數十年的國際制裁，以使其對相關領土的控制最終成為既成事實。

為反制這種心理認知，台灣的戰略思維必須轉向「破釜沉舟」，展現不屈不撓的抵抗決心。

準軍事執法機器

在入侵後的治理上，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退居二線。戰鬥結束後，統治架構將轉向由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武警）主導的專責治安部隊。武警受過鎮暴與城市鎮壓訓練，將負責隔離社區、執行政治清洗，並強制推行人口管制。

抵抗方程式的盲點

非正規作戰中心的「抵抗方程式」（Resistance Equation）指出，佔領後的發展取決於兩個最初的選擇：

情境A：在脅迫下屈服。實體基礎設施在海上封鎖下保持完好，但隨後將出現數位與公民不服從行動。 情境B：透過入侵強迫就範。實體的軍事征服重創國家，引發長期的武裝游擊戰。這種情境迫使軍事規劃人員必須將全面熱戰，與持續升級的灰色地帶行動分開處理。

在中國古典軍事思想中，孫子強調所謂的「勢」，即權力與動能的戰略配置。北京試圖透過心理手段，反向運用「空城計」來操縱這種「勢」，將灰色地帶行動與「亡國論」武器化，營造出絕對掌控的假象，藉此誘使台灣在心理上屈服。要反制這種手段，必須將三種高機率的替代情境納入這個方程式，以破壞中國刻意塑造的戰略態勢。

情境C：斬首行動與「傀儡政權」滲透。非正規作戰中心的報告假設，體制收編發生在基礎設施崩潰之後。然而，中國的「劇本」包括利用第五縱隊，配合網路戰與電子戰攻擊來瓦解台灣的防禦。這些行動將癱瘓通訊，讓中國特種部隊得以趁虛而入，摧毀台灣的指揮體系。

隨後，北京將扶植一個事先選定的傀儡政權，由其發出「邀請」，讓武警與解放軍在「國內危機」期間恢復公共秩序。這種作法利用政治的兩極分化，並削弱中華民國的合法性。這套仿效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維琪政府（Vichy France）的通敵政權架構，可以避免兩棲入侵帶來的慘重代價，減少國際社會對台灣的同情，也使外國政府更難進行干預。抵抗網絡將面對一個民政官僚實體，地方機關與警察在傀儡政權脅迫下，依據地方的法律權限執行北京的指令。

情境D：「切香腸戰術」與局部佔領的泥淖。根據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一九五一年的《舊金山和約》以及一九七九年的《台灣關係法》，國際法將澎湖與台灣連結，意味著若對澎湖發動攻擊，將引發台北與華府的直接軍事回應。為了避開這些條約的絆索，北京極有可能將目標對準此一外交框架之外的前哨基地，例如併吞金門或馬祖，或是奪取南海的東沙或太平島（Itu Aba）。自二〇二四年二月指標性的金門快艇事件以來，中國海警已透過例行性侵擾來操弄「法律形式主義」。孤立這些偏遠的前哨基地，能讓中國在其奪取的領土上測試其佔領與監控體系，同時讓台灣本島陷入令人窒息的經濟困境，驅使資金外流並打擊民心士氣。

情境E：「失敗國家」的混亂與碎片化求生。非正規作戰中心的報告忽略了入侵行動的停滯，如何演變成「失敗國家」（Failed State）的混亂，或陷入焦土式的僵局。若解放軍摧毀中央基礎設施，卻無法控制台灣崎嶇的地形，台灣將碎裂成多個與基本生活所需資源隔絕的自治抵抗區。鄰里民防部隊必須同時對抗佔領軍巡邏隊與飢餓，藉此向北京表明，它接手的將是一個跨世代的資源消耗黑洞，而非一個順從的省分。這種去中心化的求生模式，在戰術層面印證了台灣俗諺：「番薯不怕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傳」。這種不屈不撓的本土認同，既映照了這座島嶼的形狀，也呼應了番薯強韌的生物特性，確保了即使在全面毀滅下也能延續去中心化的生存韌性。

島嶼的地理瓶頸

地理環境也形塑了台灣根深柢固的公民認同。台灣與多國接壤的烏克蘭不同，一旦遭到海上封鎖，武器、糧食、能源與醫療物資持續輸入的管道就會被切斷。台灣沒有可供人員與物資穿越的陸路邊界，讓持續進行的抵抗運動取得補給。這種根本性的孤立，更因嚴峻的實體瓶頸而雪上加霜：台灣僅透過十四條海底光纖電纜對外聯繫，而這些海纜集中連接至淡水、頭城與枋山等三個易遭攻擊的登陸地點，面臨通訊瞬間全面癱瘓的風險。

台灣面對封鎖的脆弱性意味著，一旦熱戰爆發，抵抗運動可能無法有效組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抵抗作戰構想」（ROC）準則明定，可行的抵抗架構不能是在入侵期間臨時由民間發起的行動；它必須在平時由主權中央政府依法成立、組織並推動。這種由國家主導的預先部署戰略，體現了「居安思危」這項歷久彌新的戰略原則。這個慘痛教訓，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佔領，以及蘇聯共產黨佔領東歐數十年的史實中淬鍊而成。國家應該在危機爆發前，透過法律與制度安排，將此一架構、秘密指揮鏈與資源網絡，深植於公民社會的肌理之中。國內的自給自足，是求生最基本的必要條件。

平時的當務之急

非正規作戰中心的報告，向台北與華府提出一項迫切的要求。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分析這些替代情境，即可揭示「拒止性嚇阻」（Deterrence by Denial）的深層應用。傳統嚇阻強調懲罰，而將全社會抵抗予以結構化，則可在飛彈發射之前改變成本效益計算，將軍事征服轉變為跨世代的不對稱陷阱，讓北京無法確信入侵台灣可以水到渠成。

關鍵在於，這項架構有賴於「保證理論」（Assurance Theory）的多層次應用。對外，華府必須向台北保證其一貫承諾，以免入侵後的規劃被誤解為放棄灘頭陣地。對內，將抵抗作戰構想制度化，藉由提供有組織的自主行動能力，讓民眾得以在極端條件下生存，並維持民主主權，藉此安撫台灣人民。與此同時，這種國內的抵抗準備也能向華府提供對等的保證，傳達堅定的「戰鬥意志」（will to fight），從而將美國介入的國內政治風險降至最低。

這套架構旨在應處台灣「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ADMRA）內部一個嚴重的法規盲點：其核心法規《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僅允許全面動員，完全缺乏在漸進式灰色地帶危機期間進行局部動員的法定機制。這項法規缺口使國家可能陷入戰前癱瘓狀態。

因此，賴清德總統對「全社會防衛韌性」的關注，必須明確擴展為全面性的「全社會抵抗」架構，透過水平防衛網絡，延續番薯韌性所象徵的歷史精神。韌性僅止於吸收危機並從中復原，抵抗則是主動阻止敵方達成其政治目標。這需要汲取波羅的海「森林兄弟」（Forest Brothers）的經驗——這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的地下游擊隊，他們對抗蘇聯共產政權的併吞長達十年之久。雖然他們最終因缺乏安全的海上生命線或平時的國家體制而陷入苦戰，但賴政府現在可以在民主體制正常運作的情況下，將秘密機制預先制度化，以避免重蹈覆轍。

為了與北約的「抵抗作戰構想」準則保持一致，這整個架構必須在平時就依法確立，但要設計成去中心化的執行模式，才能在斬首攻擊中存活下來。國家必須在法律上賦予地方行政區與民防單位自主的通訊迴路、預置物資，以及明確的「政府延續」（continuity-of-governance）協議，以便在出現叛國的傀儡政權時，可以立即避免遭其控制。鑑於台灣對海上封鎖的極度脆弱——尤其是液化天然氣（LNG）儲備僅能維持數日——糧食、醫療物資儲備、淨水設備與離網緊急能源，必須結構性地配置於每個鄉鎮與公寓大樓之中。

真正的嚇阻在於迫使中共規劃人員體認到，制伏台灣意味著將面對一座危機四伏的島嶼：這裡的每一個街區與山村，都已被國家打造成具備強大韌性的反抗堡壘。台灣嚇阻中共入侵的關鍵，在於台灣人民堅定拒絕接受中共統治的不屈心理基礎，這將使任何佔領行動變成中共無法承受的跨世代陷阱。

（作者吉耐獅為退役美國空軍外務官，專研反恐怖主義、非正規作戰、飛彈防禦與戰略。二〇二二年獲選我國外交部「台灣獎助金」學人，二〇二三年在國立政治大學、國防大學擔任駐點訪問學人，二〇二四年任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際駐點學者。目前以華府猶太政策中心資深非駐點研究員身分在台研究。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吉耐獅（Guermantes Laila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