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文專文：從極權過渡到威權─ 中共並無滅亡之虞

要在短短數頁的篇幅內討論中國目前政治制度的優缺點，以及其與經濟社會的關係，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讀者對中國政權組織機制以及權力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感興趣的話，可以進一步閱讀我其他的法文著作。儘管可能有些過度簡化，但我想指出，中國的政治制度自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來，就已經從極權體制過渡到了威權體制。

儘管中國仍然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天下，這個政權在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兩個領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也經歷了深刻的轉型：它修改了執政的意識型態，改善了幹部的規訓體制，使政令的上傳下達更加靈活，使得整個政黨現代化；更重要的是，共產黨將執政重心放在了經濟發展上，但也同時使得腐敗現象大規模爆發，造就了一個全新的，以裙帶關係為連結、具有半黑社會半寡頭色彩的統治階層。

然而，中共並無滅亡之虞：一九八九年蘇聯解體的教訓，令它選擇了在不削弱政治壟斷權力的前提之下，不斷適應新的經濟社會環境；它也成功遏制了腐敗和黑社會的現象；此外，中國共產黨牢牢把控住了軍隊和安全部隊的指揮權，當下不存在具有實質性威脅的政治勢力。換言之，這個宣揚威權主義、發展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政權將很可能長期存在。

中國的黨國體制：一個制度性的悖論

於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著一個令人印象深刻但矛盾的政治體制，我將這種複雜的政治制度稱之為「黨國體制」（party-state）。在這個體制中，執政黨與政府的深度融合，使得這個體制在穩固的同時亦能保持靈活長久。這個體制在五○年代時，經歷了毛澤東與其同僚實施的經濟、政治和社會上一系列的改革轉型，也同時經歷了毛時代的所有政治風暴，特別是從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的大躍進，以及從一九六六到一九六八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和其後解放軍解除紅衛兵武裝之後，秩序得以重新建立，而鄧小平和他的同黨也調整了黨國體制，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時代。一九八九年，鄧小平下令軍隊暴力鎮壓了那年春天的民主運動，並主導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全球化；近三十年來，中國已然成為一個國民生產毛額位居世界第二、購買力位居第一的國家。

透過上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篇章的回顧，我想要提醒讀者們注意共產黨這種令人印象深刻的組織力和適應能力。

這種能力是靈活而具有彈性的，亦在中共的意識型態和組織結構中體現出來；這種能力是在中國社會希望擺脫貧困，乃至希望國家富強，能與美國勢均力敵的過程中發展出來的。

中國的經濟發展顯然是由諸多個體戶和私人經濟帶動發展起來的。鄧小平和他的改革派的主要作用，是推動黨國體制解除經濟活動的限制，而這從農村地區去人民公社化開始，到一九八四年最後一個人民公社解散，再逐漸延伸到城市地區乃至外貿領域。從一九七九年起，中國就開始歡迎境外投資（以香港和臺灣為首），建立經濟特區，並開始在工業和服務業領域取消了國家壟斷地位。（相關報導：風評：新冷戰人質外交，賴政府麻木不仁？｜更多文章）

然而，中共從未想要與其他政治勢力分享權力，亦無意圖完全放棄對經濟的控制。從這方面來看，我們絕不能低估毛時代和改革開放前所確定的意識型態、體制和戰略的延續性。首先，整個制度依然是在五○年代時就確立的政治和行政體制的基礎上運作；儘管黨的目標和重心在改革開放後都有明顯轉變，它所運用的政治語言卻沒有太大變化：這仍然是一種受蘇聯風格影響的語言，且在一九五八年後這種語言和漢字還被簡體化，形同背叛漢語表意文字的傳統。其晦澀難懂的風格，在黨政機關之外根本沒有人能夠理解。其次，中共秉持「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在必要的情況下便會使用毛澤東在另一個時代所用的「游擊戰術」來進行改革。在改革開放後，中共也延續了「運動式治理」的傳統，正如習近平在二○一三年推行的反腐運動一樣，也在法律法規之外透過行政命令的形式推動改革。

各級和各部門的中共官員都享有自由裁量權，這種權力構成了黨國體制運作發展的根基之一，保證了這個體制的適應力和靈活度，但也成為了腐敗現象的根本原因。

此外，國家仍然保有土地所有權：在農村地區，土地歸「集體」所有，受地方政府以及基層組織的管轄，這也成了無盡利益糾紛的根源；在城市地區，土地是公共財產，當地政府官員有權以自由裁量的形式處置。從更高的層面來說，儘管二○一三年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再次確認了市場將在國家經濟中起「決定性作用」，黨國體制仍然有意保留那些他們認為有戰略意義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在中央和地方國資委（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控制下，這些大型企業（截至二○二四年全國有九十七家）再被逐步合併，亦成為統治階級權力尋租的來源。

事實上，黨的領導人一直都是經濟發展和經濟自由化的領導者，他們一方面直接從被他們把控的國有經濟部門獲得利益，另一方面也同時與企業家等私有生產者產生非正當的合作關係；這使得具有實權的幹部家庭富有起來，在體系內孕育了一個新的具有裙帶關係色彩的寡頭特權階層。早在一九八○年代，通常被稱為「太子黨」的領導人後代就開始進入商界。例如，李鵬的後代在能源部門有相當的投資，江澤民的後代則在電子工業領域耕耘，而鄧小平的親屬則是在軍工領域有所發展。很大程度上，這種系統性的裙帶關係也在地方層面存在，而這種潛規則也恰恰使得「紅二代」和「官二代」們能夠比其他人更快地富有起來。

此外，在一些地區，地方政府「黑手黨化」也是一個更令人擔憂的現象。

中國共產黨現在擁有將近九千萬名黨員（截至二○二三年底為九千八百零四萬）、近七千萬名體制內成員（橫跨行政、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和軍隊）、約三千萬名幹部和一千萬名實權領導，包括六十五萬名處級以上的領導幹部；正是因為以上這些現象，中國共產黨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個相互矛盾的存在。

中國共產黨跟民主國家與多黨政治中所認知的「政黨」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對其領導人與黨員來說，黨不只是政府的專政者（「無黨階級專政」的那個專政）與組織者，甚至堪稱是國家的「生命力」──用道家的話來說，就是「氣」，沒有「氣」，國家就會枯死。習近平在二○一二年掌權後，強化了黨對國家的直接領導，國務院及其常委也不例外。二○一七年以來，收緊的力量有增無減。 （相關報導：風評：新冷戰人質外交，賴政府麻木不仁？｜更多文章）

＊作者為法國政治學家、漢學家和亞洲問題專家，也是台灣女婿。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中國的未來，會走向民主還是獨裁？來自法國學者的觀察視角》（八旗文化）